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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比较

  由古希腊运动会演进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自公元前776年开始,每四年一届,不间断地举行了293届,这1000多年的光阴几乎覆盖了中国整个春秋战国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

  由古希腊运动会演进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自公元前776年开始,每四年一届,不间断地举行了293届,这1000多年的光阴几乎覆盖了中国整个春秋战国和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期。在灿烂的古希腊文化发展的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华民族正在形成“诸子百家”,而萌发中的体育文化在地球的东西方也同时构成。由于社会前进的背景不同,东西方体育文化如同两条平行线各自向前延伸,互不交叉,没有互动作用和相互影响,所以在古代体育文化演进的过程中,东西方存在着差异,但由于体育广泛的文化作用,又有它的相似性。

  由城邦组成的古希腊,战乱连绵,特别是城邦争霸和奴隶主奴隶起义的内战使得人们没有喘息的机会。但古希腊作为泛神论的民族,尽管存在着激烈的内部纷争,但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崇拜诸神。古希腊民族的共识是,世间都是由英雄——诸神创造的,并且认为神是人格化的英雄,为保持人与神之间的最短距离,常于收获的季节举行祭神活动,与神共享天伦之乐。在祭神活动中,人们多以表现健康的裸体竞技和表现美的健身舞蹈与神同欢,以此创造出表达人间“悲欢离合”的艺术作品而倾诉于诸神。

  这种带有宗教彩的活动,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由此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竞技赛会,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祭神性的竞技已经具有全民众的性质,已经有正式的组织者并以装满橄榄油的陶瓮为奖品。由此,古希腊逐步迈向“运动会”的体育系列,开始整合和构成古希腊体育文化。

  中国古代体育的萌发和中国历史上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产生于社会生产和生存的需要。

  早在远古的渔猎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漫长的生产活动中逐步创造并完善了许多原始工具,如刀、矛、箭、镞、罟、舟、车等。为了使用这些生产工具,人们必须提高自身的能力,以发挥生产工具的最佳作用,由此人们逐步掌握了如跑、投射、跳跃、游泳、操舟等技能。当时这些技能还不能被认为是体育活动,但它确是体育活动产生的基因。

  从古代社会生产和生存的需要方面分析,人们要掌握各种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技能,就要求身体有较全面的发展。当时人们为了生存,首先要把传授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技能,作为教育后代的主要内容。其中有许多身体活动,即已孕育了古代早期体育活动的萌芽。

  原始社会后期,由于社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人们除了从事生产活动外稍有闲暇,生活的内容也较为丰富了,由此人们向儿童传授生产和生活技能的机会增多,当他们以追逐、跳越、攀登、投射、游泳、角力等作为游戏和练习手段的时候,于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发展儿童的身体,由此具有体育意识的活动即古代早期的体育也就开始萌发了。

  远古时期,古希腊的健身就与人体美学结下了姻缘,由于希腊三面环海的自然地理环境,且岛屿分布广阔,气候宜人,为了抵御各种战争,提高身体能力,常以裸体锻炼,人们以“全身发展平衡”为基本,以“肌肉沟回”为精美,以发达的左右对称为荣耀,不断塑造强健的人体造型,在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简直就是人体美学的展示会。它以力量、速度、柔韧、灵敏、节律构成了体育运动特有的人体力学,丰富了人类的美学价值,给人们留下了奥林匹克的文化遗产。如波里克勒特的《持矛者像》、米隆的《掷铁饼者像》,以及公元前2至1世纪的《摔跤铜像》,都鲜明地表达了古希腊体育的艺术与追求,为后人的健身健美活动塑造了精美的模型。

  中国古代体育除了它特别讲究的装束和潜在深处的美之外,它更注重健康与长寿,体现了最朴素的“人本主义”精神。

  《内经》中强调:“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内经》中竭力反对不健康的行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于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看到乡民们在冬闲的日子里娱乐,于是对子贡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能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他主张“居无求安”,主张要参加适当的运动和劳动,而且把“射”(射箭)和“御”(驾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以达文武双全之目的,极富教育性。

  一幅珍贵的油画——古希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决斗时的情景”,代表性地反映了古希腊人崇拜“外力”的特征:搬、举、抛、摔组成了人们追求和观赏的要素,充分体现了古希腊人对“力”的欲望,“力大无比”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古代奥运会的竞技中一半的项目都主要是以“力”取胜的,在丰富的出土文物中反映了这一特征。古希腊尊崇的“力”象征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无穷的生命力,象征着胜利和兴旺。

  现代奥运会延续了古希腊体育的精华,出现了夏季奥运会上的那些表现“力”的项目,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体能型”运动项目。

  中国古代先秦体育已经出现了“舞蹈”和“导引”混为一体的练功方法,同时也出现了表现“力”的“击壤”、“武艺”和“角抵”。其中以柔克刚的舞蹈和导引功,实属中国古代竞技中“发力”的源泉,那就是巧妙地运用人体力学,以一指拨千斤的“借用外力”击败对方的“内功抗衡”的方法,普遍用于春秋战国出现的剑术、拳斗、角力、相搏等体育娱乐活动。在“用力”中不断地磨练细腻的扭动、推拉的时间差、擒手的部位、步伐的移动,以内功抗衡,寻找机会,一触即发,击败对手。由此而发展的娱乐活动和竞技运动举不胜数,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的特点。西汉鎏金双人盘舞的出土极形象地表现了外柔内刚、虚实相衔、先发制人的发力特点。

  古希腊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更多地注重“人性化”,无论从传说中还是现实竞技中,不断地为人们树立个人的英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尊崇的偶像,如永远记录在奥林匹克传说中的“宙斯裸体投掷像”、“蒙面舞蹈者青铜小雕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决斗像”以及众多的获胜“英雄像”等,为世界体育史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这里,集中描绘了为取胜而付出艰辛努力的个人形象,为后人树立了生活的榜样。作为推崇泛神论的古希腊,人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像神一样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在古代奥运会中,获胜个人被城邦授予至高无上的荣誉和特别待遇。

  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招术,但追溯其源,由于中国古代把体育纳入教育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在整个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发展中,一直接受着“礼”的影响。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这种思想含有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因素。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有诗、书、礼、乐、射、御(与西周的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大体相同)。孔子教导学生:比射时,既要力争胜利,又要讲究礼让——“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这似乎全面解释了现代奥林匹克名言——“重要的是参加,而不是取胜”。

  在这种教育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包括“宫廷体育”和“民间娱乐”,都有一个程式或规则,去保护体育文化中的“礼”。

  由于体育的广泛文化作用,古希腊体育与中国古代体育有着相似之处,都把体育作为基础训练用于军事和防卫,在娱乐功能上,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

  正在地球西方古希腊城邦战乱、刀光剑影的同时,位于地球东方的中国正处于春秋和战国,据《春秋》记载,在242年里,诸侯国间的军事行动,就有483次。古希腊城邦和中国古代诸侯国同样崇尚武功。古希腊以斯巴达人为急先锋,其民强悍,儿童从7岁始,由国家供养,从事体能和军事训练。

  中国古代《汉书·刑法志》表露:“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悝(颁布了《习射令》)。

  在体育娱乐文化中,古希腊和中国古代都有棋类活动的记载,中国古代已经形成围棋、六博、象棋等娱乐活动,古希腊出土文物——双耳壶上描绘的正是在对弈的两位棋手。东西方的棋文化同样蕴含着战争中的攻、防、围、堵这一系列的思路,恰恰是东西方共有的狩猎和军事生活的反映。可以认为,东西方古代的棋类活动,同样来源于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

  作用于儿童体育的娱乐活动,从古希腊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记载上看,也颇为相似。存于雅典国家博物馆的“儿童拳击手”,中国古代文物——“儿童蹴鞠图”都反映了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趋同性。

  如果通览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史,就会发现更多的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和相似点,就会发现东西方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伟大民族对人类体育文化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