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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军:中西思维模式或文化的融合可能是解决未来社会矛盾的途径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刊登的刘建军教授的文章《思维方式差异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性》获  本文通过对比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不同,分析它们形成的缘由与特,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中西思维模式或文化的融合,可能是解决未来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刊登的刘建军教授的文章《思维方式差异与中西文化的不同特性》获

  本文通过对比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思维模式的不同,分析它们形成的缘由与特,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中西思维模式或文化的融合,可能是解决未来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

  摘要:世界上多种文化体系基本可以划分为开放的和封闭的两大类型。思维模式作为文化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其不同的思维出发点和运行方式,是决定其文化体系不同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关系本质论和方法论(道)为思维模式出发点,在各种对立关系的联系、转化与相互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体系;而西方文化则是以概念本质论(逻各斯)为思维前提、以严密的逻辑自洽论证为特点所构成的文化现象。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以关系本质和方法论为思维出发点及其所形成的运作方式,决定着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吸纳性和开放性的功能;而以概念本体论和逻辑自洽演绎为思维方式的西方文化,则暗隐着排他性和与现实社会脱节的弊端。

  关键词:“道”与“逻各斯”;两种思维差异;中国文化开放性;西方文化封闭性

  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文化体系。一个文化体系或是开放型,或是封闭型,是由人们确定知识来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方法上的差异造成的。把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差异看成是思维模式的差异,可谓抓住了文化认识、了解不同文化以及进行比较研究的牛鼻子。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思维模式上的差异,要害在于一个文化体系形成的思维模式的逻辑起点上。当一个文化体系在漫长的文化实践中开始形成的时候,究竟它是以概念本质论为出发点,还是以关系本质论或方法论为出发点是其根本的分野。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不断地在“两极对立中寻求他们的综合”的发展着的文化体系。

  第三,中国文化体系是在不同要素关系的频繁运作中,使其不断呈现出适应于不同时代要求的本质规定,从而去适应现实不断发展的要求。这也就说明,以方法论为前提建构起的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或边界的弥漫性。

  与中国的情形不同,西方文化则是以“概念本质论”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所建构起的文化体系,即一切从一个原初的本质性的概念或观念,亦即“逻各斯”出发,并由较为严密的逻辑推演而成。

  西方的思维方式极为重视两点:一个是本体自身不容置疑的先在之存在;另一个是逻辑演绎严密性和排他性的先天性规定。或者说,逻辑的演绎要求论述边界清晰和论证过程严谨——两者决定着其思维过程和由此建立的文化体系具有先天的封闭性特质。

  如前所言,中国哲学从产生伊始,便与西方不同。西方哲学先讲本质,即先讲绝对的“本源”或“初一”,注重概念内涵的抽象化和固定化。而中国的哲学从创立伊始则重视普遍关系的构成,注重方法论的作用。

  中国哲学是从本质性关系和方法论运作中揭示宇宙本质性的内涵,而西方哲学是从本体概念中推导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并以此说明宇宙的真谛。思维起点上的不同带来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

  就西方思维模式而言,它的概念本质论和抽象逻辑论导致了两个鲜明的文化特点出现:一是其文化体系的排他性。由于西方的思维模式是从“逻各斯”演绎出来的抽象思维,因此,自古希腊以来,其形式逻辑十分发达。 换言之,西方世界的人们思维是,不看时代的变化,不顾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依然固执地坚持从某种抽象 “概念”出发,热衷于逻辑本身的内在推演所得出的结论,这就越来越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乃至其文化自身的排他性特征。也可以说,今天西方的危机,根源上是这种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文化体系自身的危机。

  二是其脱离实际性。这种注重概念本质、逻辑演绎和抽象结论推导的思维方式,还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另一个缺陷性特征,即与社会实践领域的复杂性脱节得非常明显。

  中国哲学从“关系本质”和“方法论”出发来解释世界万事万物现象的思维模式,决定着其所建立起来的文化体系,是一个深处隐含着强大的吸纳性和开放性的文化构成。

  先说吸纳性,这是在被动接受的意义上说的。就是说当某种外来的文化要素进入到中华文化之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思维的运作中,将其文化因子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而不是将其排拒掉。 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把众多的文化思想和不同文化流派的观点融合在一起,主要原因在于其逻辑起点是关系性本质的结果,也是以朴素辩证法为核心的关系运作的产物。

  再说开放性。主要指的是中国文化具有主动吸纳外来文化因素的特质。中国思维模式下构成的文化体系,不仅可以吸纳其他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文化因子,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主动与其他具有开放性质的文化体系融合在一起,形成适应特定时期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文化形态。 中国的思维结构和由此所造就的文化与外来的开放性文化体系相遇后,还会产生性质上更为先进的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例,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特点。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进行着关系运作的开放性体系,是说它的文化结构自身具有开放性的特质。换言之,它独有的关系思维起点以及功能性阐释问题的方式,决定着中华文化体系的内在开放性。恰恰是中华文化所暗含着的这种本质性的开放结构,才使得我们的文化能在不断的现实危机之中,尤其是在偏离了开放性的情况下,能够不断纠偏,使得中华文化能够在千余年中绵延不绝的传承和发展。

  在上述的比较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更加重要的结论:两种思维模式或两种文化的融合,可能是解决未来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

  如前所言,由于西方人思维侧重元素,中国人侧重关系,所以,西方人从元素入手善于用超自然的理念和形式逻辑思维,使其在认识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领域,具有极大的优势。而中国人从关系入手则善于整体性的把握和辩证思维,在认识人文社会学领域更胜一筹。

  所以,这就决定着两种思维方式或两种文化之间的互补,不仅是极其必要的,而且在今天人文和科技融合的时代,也是必然的。惟其如此,才能创造智能时代人类文明的新的辉煌。

  原文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17-128页),若下载原文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或搜索下方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