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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育理念

  摘要:先生是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其对于近代中国体育存在何种态度,其体育思想有着怎样的渊源和特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摘要:先生是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其对于近代中国体育存在何种态度,其体育思想有着怎样的渊源和特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而《精武本纪序》是1919年10月先生在精武体育会成立10周年之际,为画册《精武本纪》所作的序。此序虽然篇幅不大,却是先生一生的言论和著述中关于体育最为完整、最为直接的表述,通过此序不仅反映出先生对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视,强种保国、注重发挥体育团体作用的体育理念,也包含着这位时代伟人在经历护法运动失败之后对革命的某些总结和思考。

  近代中国自19世纪中后叶起,或遇外侮、或生内乱,有时甚至外辱与内乱并存。那时期的中国,积贫愈弱,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维新变法时期,有识之士认识到欲“强国”必先“强民”,欲摘掉“东亚病夫”之耻,则必先提高国民身体素质。体育由此成为有识之士眼中改造国民身体,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近代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都曾提出过自己的体育思想。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领袖,他对于近代中国体育存在何种态度,其体育思想有着怎样的渊源和特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众所周知,1917年4月,曾化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时隔两年之后的1919年,先生所作的《精武本纪序》同样也是对于近代中国体育的论述,却不曾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该序是先生在1919年10月为上海精武体育会的画册《精武本纪》所作。上海精武体育会(以下简称精武体育会)成立于1910年,是近代中国较早以研究武术、提倡体育运动为宗旨的社团,也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武术团体。该会以“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主旨,强调要以体育、德育、智育“三育修身”,强国健身,振兴中华[1]。

  1919年,为庆祝精武体育会成立10周年,该会发起人之一的陈铁生编著了一本名为《精武本纪》的画册,并请当时经历了护法运动失败,蛰居于上海的先生为该书题词作序。先生慨然应允,遂有此序。其实早在1916年11月,先生在参加精武体育会举办的技击运动会时,曾发表演说:“技击术为中国国粹,自枪炮发明之后国技遂微。通过此次欧洲战争的实践证明,枪炮为冲锋之用,肉搏则非技击术不可。况且随着科学日益进步,枪炮终将穷于用,而中国将来与列强相周旋最后五分钟必藉技击术为强有力之后盾。”[2]此演说可看作是《精武本纪序》的雏版,同时也可以看出先生在此序中所表达的体育理念不是其一时之想法,是经过精心思考而提出的比较成熟的思想。除此之外,先生还亲自题写了“尚武精神”的匾额赠予精武体育会,并受聘成为精武体育会的首任名誉会长。虽然整篇序文只有短短500多字,但却是先生一生的言论和著述中,关于近代中国体育最为完整、最为直接的表述。其成文于先生经历护法运动失败后,蛰居于上海之时,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不仅有先生的体育理念,更蕴含了他对革命经验总结的一些重要信息。

  1896年10月,《字林西报》上刊登了英国人的一篇名为《中国实情》的文章,文中言道:“夫中国――东方一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3]此后,“东方病夫”(又称“东亚病夫”)便成了列强对中国人侮辱性的称呼。

  [4]1904年就曾指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为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为了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许多有识之士都把希望寄托在弘扬中国传统武术上。在他们看来,武术在近代中国不仅仅是洗雪耻辱、振兴中华的良药,同时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因而被奉为“国术”之尊,备受推崇。在民国初年就有人主张将“中国旧有武技”的有关内容列入学校体育课之中,并做了一些尝试。1915年教育部采纳上述建议,明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5]将中国传统武术正式纳入近代教育体制之中,对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时的一些著名教育家(诸如蔡元培、章士钊)等也都赞同推广武术。

  但与此同时,在社会上也有一种声音是反对宣传、普及武术的。尤其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等进步思想家将反对“国粹体育”作为反对旧思潮的一种手段。所谓“国粹体育”就是指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1918年10月至1919年2月期间,鲁迅与精武会的陈铁生在《新青年》上就是否该提倡武术等问题展开了辩论[6]。这场辩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对于武术发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对者认为武术只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技艺,在枪炮发明之后已无作用,应该让其自然消亡,况且武术易于与装神弄鬼的“神拳”之流混淆,所以没有必要普及推广,更不该应用于学校教育和军队训练中。赞成者则认为,武术强身健体之作用胜过西洋体操,于强种保国都有莫大的关系,反对那种有枪炮就不要武术的论调。

  就在陈铁生与鲁迅关于武术发生争论的这一年(1919年)10月,陈铁生请先生为《精武本纪》作序,也是希望借助名人效应来扩大武术的影响。先生[7]在序文中指出:“自人类日进于文明,能以种种经验,资用器具,而抵抗自然。而至于今日人智所发明者,几为古人梦想拟议所不到,盖云盛矣。然以利用种种器具之故,渐举其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循用进废退之公例而不免于淘汰,此近来有识者所深忧也。慨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驯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之地短兵相接之时,为今次欧战所屡见者,则谓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国人囊昔仅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遂自弃其本体固有之技能以为无用,岂非大失计耶?”

  先生从人自身身体的进化和武术的社会功用两方面,来说明中华武术不可废之道理。其一,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体育之技击”绝不可丢弃,因为世间万物都是遵循“用进废退”的自然规律,身体若不“用”,则“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就会被“淘汰”;其二,“体育之技击”是中国固有之技能,是中华民族的自卫之道,如果因“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而丢掉根本,其结果便是“积弱愈甚,为近来有识者所深忧。”这显然是针对鲁迅等人武术无用论的观点而发的。先生有感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国民身体素质衰弱等问题,充分肯定了武术在保家卫国和提高国民身体素质方面的作用,发出了提倡武术的呼吁。这对当时将武术视为“封建旧文化”而力主抛弃的观点无疑是有力的批驳,也反映了先生对于武术的重视和期望。

  强兵、强种、强国的体育思想萌发于时期,其产生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由此而激发了国人的危机意识,迫使国人认识到自强保种的重要性,进而希望通过体育来达到改造国民,最终改造整个中国社会的目的。进入20世纪初叶,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个内政腐败、外强入侵及国民体质羸弱的危机,当时许多社会人士认为“国势衰微,欲弱为强,必须先谋种族强盛”[8]。因此强种保国这种体育思想仍然具有很高的社会认知度。

  1912年3月,先生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颁发的政府公报《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中,明确提出强种保国的体育观。文中首先强调“欲图国力之坚强,必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9],阐明了体力与国力的辩证关系。护法运动失败后,先生回到上海,深居简出,总结革命的过往经验与教训。《精武本纪》作序也是在此期间完成,其中所表达强国保种的体育理念。先生在序文中首先对重火器而轻视技击提出了批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要唤起国民重视技击术,参加技击运动,以达到强种保国的目的。[7]指出:“我国民族,和平之民族也。吾人初不以黩武善战,策我同胞;然处于竞争剧烈之时代,不知求自卫之道,则不适于生存。且吾观近代战争之起,恒弱国为问题。倘以和平之民族,善于自卫,则斯世初无弱肉强食之说;而自国之问题不待他人之解决,因以促进世界人类之和平,我民族之责任不綦大哉?《易》曰:‘慢藏诲盗,治容诲淫。’《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皆为不知自卫者警也。”

  先生在这里强调的是民族的“自卫之道”,并引用《易经》中的“慢藏诲盗,治容诲淫”加以说明。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收藏财物如不谨慎,等于诱人偷窃;女子装饰妖艳,则容易招致奸淫。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卫之道,则有被弱肉强食之危险,要自卫首先要自强,只有“强种”才能“保国”,如果不求自卫之道,则不能生存。

  先生所阐述的技击有益身体、技击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的观点,也体现了在民族激烈竞争之时他关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思考。他曾指出:“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道德、智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10]81而中国传统的武术显然是属于他所指的民族“固有能力”之列。他提倡以武术作为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民族自卫的手段,来达到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目的,不仅是其体育观念的体现,还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

  在此篇序言的结尾部分,先生[7]指出了之所以为精武会体育作序的原因,他说:“精武体育会成立既十年,其成绩甚多,识者称为体魄修养术专门研究之学会,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推而言之,则吾民族所致力于世界和平之一基础。会中诸子,为《精武本纪》既成,索序于余,余嘉诸子之有先知毅力不同于流俗也,故书此与之。”

  将体育团体的作用提高到强种保国,甚至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高度,足见先生十分重视发挥体育团体的作用。究其原因,大致有3点:

  第一,民国成立后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没有实际意义上全国性的统一政府,更谈不上专门管理体育的政府机构,因此体育团体在推动体育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每当国家分裂、中央权力衰落时,体育团体便会盛行,成为推动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当政权逐渐稳定、中央集权力加强时,体育团体的作用便会退居其次,而由政府充当推动体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为弘扬“体育之技击”,重视和发挥体育团体的作用,是明智而合乎时宜的选择。

  第二,重视社会团体的作用是先生一贯的思路。社会团体是为着同一目标或者共同利益而组织起来的一群人,如果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利用,可以成为推动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先生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与社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说过“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10]7120世纪初,也正是近代中国新式社团开始大量涌现之时,各种商业团体、政治团体、教育团体、学术团体、体育团体等纷纷成立。体育团体的参与人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是社会团体的重要力量,而以演讲、撰文等方式在体育社团中宣传革命理想[11],是先生赢得这部分人群认同的手段之一。

  第三,体育团体能够为革命储备军事人才。民国成立前后,派利用体育团体进行军事练习,以积蓄革命力量,是当时革命活动中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诸如精武体育会最初成立的主要原因即是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每期招选志向坚定,体格健壮的青年五十名,进行拳术及军事训练,六个月毕业。毕业后分派到各地去,组织同样的精武分校,每人再教授五十人。这样,经过几年就可以训练出一批有志向、有胆识、有军事知识的青年,作为革命运动的骨干”[12]。体育团体不同于政治、学术等团体,它以身体训练为主要内容,最接近于军事训练,能够培养出既有强健体魄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而这正是大规模革命运动和军事改良所需要的军事人才。此外,体育社团还往往具有良好的领导和组织能力,能够更好地发动民众,为革命推波助澜。

  先生之所以将体育团体的作用与强国保种、维护世界和平联系起来,恐怕不仅是希望体育团体能够在弘扬“体育之技击”方面发挥作用,在军校尚未建立之时,其中更含有希望体育团体成为革命主力军和革命力量培养基地的用意。

  《精武本纪序》是先生一生的言论和著述中关于体育最为完整、最为直接的表述,其中所透露出来的先生关于弘扬中华传统武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发挥体育团体作用的体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性。

  [4] . 选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6.

  [5] 编者. 中国近代体育史[M]. 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138.

  [8] 马良.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中华北方武术五十年纪略[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19.

  [9] .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S]. 1912(第37号).

  [11] 田鑫,刘合成. 晚清驻外使节在引进西方近代体育中的作用[J]. 体育学刊,2008,15(6):41-43.

  [12] 邵元冲. 陈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邵元冲先生文集(上册)[Z]. 台北:中国中央委员会委员,1983:45.